诗歌的魅力或许就在于，不同的语言和国家，都可以通过诗歌拥有共同的精神向往和灵魂。
5月11日，古巴诗人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努涅斯、斯洛文尼亚诗人阿莱士·施蒂格与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金雯来到上海作家书店，就诗歌语言的独特魅力、诗歌能传递跨越时空的讯息、不同语言的诗歌所承载的文化特质等展开深入交流。
诗歌打开了人类新的视野
阿莱士是斯洛文尼亚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2016年，德国巴伐利亚艺术学院授予他国际霍斯特·比内克诗歌奖，称他为今日最富原创力的欧洲诗人。
2011年，阿莱士的诗集《事物之书》被翻译为英文出版，诗集中的每首诗都以事物命名，深受全球读者喜爱。阿莱士说：“虽然这个世界变化迅急，我们依然关注事物。尤其在消费主义盛行之际，人们对物的关系似乎就是控制、占有和掌握。但到了写诗等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工艺。工艺讲究的是完美，任何一门技艺必须要达到很高的境界。”
“我觉得，任何创作出来的诗，实际上都是写诗技艺进展过程中很小的阶段，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如果说，我们技艺进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创作一个当下无法想象的奇迹，那么就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丢弃过去的成见，向新的思路不断敞开自己。 ”
阿莱士表示，当人们开始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我们会发现一张纸开始书写我们，一杯水开始与我们说话。“这不止是一种冒着傻气的语言游戏，实际上是对人在世界中的重新定位，把人和物的关系进行重新的想象和书写。”
在《俄勒冈城》中，维克托·罗德里格斯·努涅斯也曾写到：“能指没有所指/一个物体一个声音/无话可说”。
他是古巴诗人、记者、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也是当代西班牙语文学世界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的诗集在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墨西哥、塞尔维亚、瑞典等多个国家出版，诗集《起飞》曾获罗意威基金会国际诗歌奖。
关于诗中物的问题，维克托非常同意阿莱士所说的——诗歌可以开辟新的视野和视角。“我还非常关注的问题是所谓的言说主体，因为所有的抒情诗总有一个言说的主体，就是诗歌里出现的虚构的人物形象，也就是 ‘我’。”
“这个人物的声音是虚构的声音，不代表诗人本身的声音，这个虚构性往往被很多读者忽略。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诗歌得以成为诗歌的语言，这个语言比诗歌背后可能隐藏的 ‘我’更为重要。”
诗歌总能传递跨越时空的讯息和能量
从2000年开始，维克托开始了诗歌实验。此前他更多地是用理性方法写诗，比如对诗有预期，提前构思等等。之后他开始尽量给自己的思绪松绑，用笔记记录日常发散的思维。当笔记本填满了之后，他会把里面的内容用电脑誊写出来，再改造成诗歌，最后加以不断修整。
“2000年以后，我尽量让注意力不受自己控制，以这种方式辐射到不同的事物当中去，用记笔记的方式把发散的思绪记录下来，然后再回过头去，用一种比较审慎的态度，把这些原始的素材重新组合在一起。因为写诗不是自动的行为，是用形式对内容进行规范约束的行为，所以最终更加重要的是形式。”维克托如是说。
阿莱士回应道：“其实每一首诗歌本质上都是实验。诗歌是非常神奇的东西，一个词语会在空中旅行，然后击中另外一个人的心灵，这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当读者接收到了诗歌信息的时候，就好像被激活一样，被能量充斥。”
在阿莱士看来，语言本身就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实验，就是完成“不可能任务”的实验。“所以任何诗歌当然有传统的脉络，但是也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首先是思维方式和心态上的更新，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中性的信息，你要把这个信息变成能够沟通甚至改变他人能量，这是非常重要而伟大的实验。”
也因此，阿莱士认为诗歌总是能够传递跨越时空的讯息和能量。“我们今天可以读400年、500年之前的诗歌，就好像他们是发生在当下一样。”
他说：“往往，我们发现，一个诗人突然找到可能来自于很多年前的主题，但是与当下的某一个点突然地契合。而诗人永远不可能知道，读者会不会发现这种契合。所以他只能把诗歌抛掷到空中，希望有人可以把它们捡起来。”
诗人本身就是一片大陆
金雯提及，维克托和阿莱士都经历了冷战及冷战之后的历史时刻，对于当代全球有很深刻的思考。但是在他们的诗歌里面，人们看不到非常明显的对于政治或者历史的指涉，只有很多的隐喻。
她好奇，两位诗人是如何让诗歌变得有政治与文化意义，同时又不被很轻易地命名为古巴诗歌、前南斯拉夫诗歌？
维克托表示：“我认为诗歌是要抵御所有的固定思维。固定思维把人为构建的规范自然化，把他们变成好像是自古就有，而且是合情合理的东西。而诗歌写作与这个过程恰好相反，重新审视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和事物。我们经常会把诗歌比作是儿童或者是婴孩，非常幼小时期人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
阿莱士说：“我们应该知道，诗人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共和国，本身就是一片大陆，我们就是自成一体的语言天地。所有的诗歌创作者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可以让语言有复苏的状态，会对自己语言包含的那些日积月累沉淀下来的人类惯性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挑战，所以语言在诗歌里面是处于苏醒的状态。我们写日常生活中的片断，似乎没有政治的直射，但同样是很重要的创作。”
作为一个出生在古巴，并且在古巴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诗人，维克托直言“打破人们对古巴的成见”也是他的任务之一。“身份不是自然就存在的，它是从人们之间的认同过程深发过来的。认同的过程比身份重要得多，我想我和阿莱士之间的认同就超过与其他一些古巴人的认同。”
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杜甫
在活动现场，有读者好奇诗歌与母语之间的关系。
阿莱士称，任何的语言都有很独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比如在斯洛文尼亚语里面，有一个词表达静止的水自我旋转，这样的词和概念在其他语言里是很难找到的。所以每一种语言都有很独特的文化的构成，也是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坚持自己的母语，当然也是坚持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同时从实践层面来讲，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在其他的语言里做到在自己母语里可以达到的创造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诗人一旦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就没有了灵魂。维克托并不这样认为，他表示翻译是一切文明的基石，翻译所需要的能力、技能可能要超过写诗本身的技能。“比如我的妻子是我见过最好的译者，她能把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她虽然没有发表自己原创的诗作，但是我认为她也是诗人。”
维克托还提到，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杜甫。西班牙语世界从19世纪开始就有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杜甫就至少有25个版本的翻译。“在西班牙语世界，在拉丁美洲的语境里面，中国诗歌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诗歌在翻译过程中会流失元素，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也是片面的。实际上不可翻译的元素，可能在翻译过程中打开了更多创造空间。那些不可翻译的东西，或许也是译者重新对诗歌加以创作的契机。我读到的杜甫或许不是真的杜甫，但杜甫在不断的诗歌翻译中是获得新生的，我感受到了杜甫诗歌的精髓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