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在南京举行

    9月26日下午，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和三江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诗会”大家讲坛在南京举行。鲁迅文学奖获奖诗人，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大解，安徽省作协副主席、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陈先发，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汉诗》主编张执浩，诗人杜涯，围绕“历史与现实”主题在会上展开了对话。

试图追寻历史中丢失或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的文学史和诗歌史有它的历史和现实，而每个人也都有他的历史和现实。”此次诗歌大家讲坛活动在三江学院举行，诗人大解说他因此联想起当年就读清华大学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广播站写稿，广播里的诗有三分之二是我写的，但是幸好没有留下底稿，人们查不到我这段个人史，否则我那些诗将会被人拿出来嘲笑。”

　　谈起历史与现实，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大解在现场用一个道具解读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在时间上，历史、现实、未来是一个线性的东西，是粘连在一起的。“因为现实太短了，一秒过后就是历史。所以，我个人的写作中是在处理记忆中的经验，因此也可以说我是在写历史。我把历史看作一个深远的存在背景，我的写作从来不去寻找，也不还原它的原貌，而是试图追寻历史中丢失的或者是平常所看不到的东西。”大解透露，今年上半年他就写了60多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写记忆中的故事。“我追求的是历史的多重度，而不是只是它的宽度，甚至也不是它的深度。我希望把历史的完整性、丰富性表现出来。”

　　谈到文学的现实主义，大解认为，现实主义概念只是进入生活的角度和方法，不是简单的事项描写，更不是简单的写作和批判。“我写现实有三个原则，首先是不献媚。第二点不妥协。第三点不对抗。”而谈及未来，大解强调，未来是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片净土，是真正的远方，只适合想象和眺望。

我们的写作有时候是要拨开这层遮蔽

　　在诗人陈先发看来，一定意义上，历史对我们现实中的人来说是一种遮蔽。我们的写作有时候是要拨开这层遮蔽，而创造我们自己的、独立的和我们的现实的力量相匹配的形象，形成新的文学史。他举例说，在成都诗歌节上和一个翻译家聊天，这个翻译家曾把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翻译成俄罗斯语，结果俄罗斯人大惑不解，问李白号称中国诗仙，怎么会写这么粗浅不堪的诗，因为他无法理解一轮明月照在窗外与家乡有什么关系，这首诗又有什么高明之处。

　　“可以说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事件都被我们的历史赋予了意味和色彩。月亮上有嫦娥，有玉兔，这些都是文学史给我们赋予的，一定程度上是嫦娥给月亮赋予了含义，但同时也是一种后来的包袱。我们写作者努力去掉这些遮蔽，同时形成新一轮的遮蔽，就是循环往复。”

　　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我们的现实息息相关。陈先发认为，好的诗也一定像一个人一样，“历史在哪里，历史在活生生的人的每一句话，看待问题的每一次眼光，不在任何别的地方。”他表示，古今中外历史维度上的任何100年的丰富性、复杂性都不能和中国人的这一个100年相比。特别是4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变革，形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物质积累。这个积累让中国人的心态、意识，观察世界的眼光都产生了极大的改变。是我们这些写作者极为丰富的心理资源、思想资源和材料资源。

诗歌是一种声音，能够击中人的心跳

　　来自武汉的诗人张执浩说，他所居住的地方距离在黄鹤楼很近，他曾经搬了五次家，但每搬一次家都能看到黄鹤楼，给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黄鹤楼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符号，被称之为中国诗楼。“所以我就想说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每天面临黄鹤楼，你该如何开口说话。我相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一定是一个诗人。 人类的第一句话，一定是一个“啊”，一个感叹词。如果说人类第一个人肯定是诗人，那么他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诗歌。但是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所以我们后面所有的人都在揣摩、模仿甚至是在复制他那样的一种情感的传递方式。

　　张执浩表示，他最近几年形成了一个诗学的主张，“我认为诗歌是一种声音，不是音乐的声音，是用文字传递出的声音。声音能够击中人的心跳，并与心跳互相迎合，是一种特使的力量。”他认为，诗人和小说家是业务分工，小说家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去看，诗人是通过写作，塑造自我形象，成为在人群中具有召唤力的人。所以诗歌最主要的精神，是发出召唤之音。

　　张执浩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写作中充满了愁苦和悲伤。他曾发过一条微信，大家都在笑他，“我一觉得苦，就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做各种各样的菜。现在我又热爱了买锅，看到网上五颜六色的漂亮的锅，就买回来，我觉得饲养我的肉体，才能安定我的灵魂。”他十分欣赏诗人杜甫，“一路从西向南、向东，不断地颠沛流离，但是他充满嬉戏的乐趣，把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得热血沸腾的，这是杜甫最强大的地方。”

中生代诗人只能做新诗发展路上铺路石

　　“一个诗人在一生当中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用来提出问题，用来怀疑和疑惑的，而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则是用来回答问题，用来解惑的。”女诗人杜涯分析说，纵观世界的西方史，许多的伟大诗歌和诗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的伟大诗歌和伟大的作品都是在40岁或者是50岁以后写出来的，这些重要的作品都是他们认识和回答的问题，因此才奠定了他们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而在中国诗歌繁荣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许多早已成名了，作为中坚力量的中生代诗人会发现，当他刚进入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具备足够的经验、认识和力量，可以来回答问题，可以来解疑释惑的时候，诗歌的洪流以势不可当地从身后滚滚而来，洪流的潮头，毫不客气地把他甩在了后面，使得他们感到茫然。

　　同时，又因为种种原因，使这些中生代诗人在本该上升，渴望上升之时，却徘徊不前，无法上升，甚至有一些还有下滑的趋势，这难免又会增加他们面对写作时的焦虑感。

　　杜涯说这段话时十分认真，她表示，“如何调整自己，增进诗意不断成长，使自己既不被诗歌的洪流击退、淘汰，又能坚持初衷，写出自己的重要作品，回答自己早先的提问，恐怕是很多的新生代诗人都要面对和认真思索的问题。”

　　面对三江学子们，杜涯说，“因为历史的选择，我们这些中生代诗人，注定只能做中国新诗发展和成长路上的铺路石，随着中国新诗的成长和成熟，诗歌的顶层时期也是产生伟大诗人的时期，所以在座的同学不妨努力和勉励，未来的大诗人也许在你们当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