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何进？如何进？

中华诗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何进？如何进？

——推动中华诗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工作会议综述

中华诗词是国粹，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其创作形成了一支庞大的诗词阵容，无论是组织、作者、刊物、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中华诗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价值，丰富人们的生活、鼓舞人们的斗志、陶冶人们的情操，它以精炼优雅的语言，发挥着表达功能、反映功能、服务功能。

推动“当代诗词入史”，首先要跨越观念鸿沟，消除文学上的断裂、弥合重建。其次，要拓展文学史的格局。文学史是一部不断变化的文字史，它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取决于我们的标准、观念，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功底。我们要培养开放性的胸怀，文学史的作者不应该因为文化上的争论而影响关于文学史的写作，应当客观反映当代文学史。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林阳提交了关于推动“当代诗词入史”的提案，建议将“当代诗词入史”作为重点工程，并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中华当代诗词文库》出版。林阳表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华诗词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被称为诗词界的“黄金时代”。但由于一些原因，中华诗词在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依然徘徊在主流文学之外，没有大型的中华诗词文库类出版物出版。面对全国数以千万计的诗词爱好者、数以百万计的诗词创作队伍和不断涌现的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将“当代诗词入史”非常重要。

近日，围绕这份提案，中华诗词学会组织召开了“推动中华诗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工作会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钱志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等专家出席会议，围绕“再谈中华诗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题展开讨论。

张清华分别从概念的问题、“入史”的方式、事情的本质、旧体诗内部四个方面讨论了当代诗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他指出，所谓“新文学”应该指的是新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文学，而不只是“形式和语言上新的文学”。“入史”有“表与里”两个方式，表面上入很容易，但是实际上能够毫无争议地入史，被广泛认同地入史，才算是真正解决了问题。他认为，当代文学的知识谱系能够没有隔阂地进入这一文学场域之中是问题的关键，并且如何做到实质性的入史、推动旧体诗词的传播与接受，实现其社会影响，是政府可以提倡、推动的事情。他强调，旧的语言虽然典雅，但其书面性和“不及物”也是问题，使用旧形式来处理新经验，应该是旧体诗词的发展方向。

黄强认为，现当代文学史的形成也是一个不断调整史观的过程，他指出，入史没问题，但入哪个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则是问题，“现在文学史教材很多，这是需要大家讨论的”。此外，如入哪些诗家、入哪些诗词、这些诗词如何评价，也是一个长期考察的过程。他强调，把这些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做好了之后，入不入现当代文学史，还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这些都应该引起文学界或者学界的重视。

钱志熙表示，一种文学现象入史，史家接受是一个方面，事实又是一个方面。事实上，有几个诗词家其实可以说已经进入文学史了，鲁迅、毛泽东诗词的当代影响大家都是熟知的，其他诗人如聂绀弩、沈祖棻、夏承焘等，其实在学术界、诗词界，甚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都已产生一定影响。其实他们已经在当代文学史中，史家写不写他们是另外一回事。当今的一些诗词作者的作品，也在不同程度地传播着。他指出，整体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包括现代文学著作）没把诗词写进来，还有时段、文体、框架不好处理的问题。现当代文学是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为叙述对象的，最初叫“新文学史”。叫“新文学史”，自然还有一个“旧文学史”。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将新旧文学放在一起来叙述的。后来的文学史，不再用“新文学史”这样的名字，直接用“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这样的时段性的题目。因此，现当代的旧文体创作，尤其是成果颇丰的诗词创作，就被无形地遗落了。从史的建构前后方面来说，这是诗词等旧文体被遗落的一个关键所在。

钱志熙表示，文学史有一部分是作家建构的，比如唐诗离不开唐代诗人自己的评价，离不开宋元明清对唐诗的接受史。他同意独立写一本现当代诗词史，但是最好还是应该跟整个现当代文学放在一起叙述。甚至在现当代诗词加进来以后，也许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些结构、一些观念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他认为，治现当代诗词史的作者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当代诗词作者里面有理论修养的，一部分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还有一部分是古代诗词的研究专家。三部分融合在一起，虽然会有不同观点甚至冲突，但还是能够完成的。最后，他强调，入史不要成为一个一再拖下去的事情，但是也不要成为特别焦虑的事情。

陈福民表示，中华诗词入史的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首先是“诗词写作”应不应该入史的问题。在这个层面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共识，虽然也不是绝对统一，但是承认在这方面有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因此他认同当代诗词应该入史的判断。第二个层面是它通过何种方式与途径进入文学史写作，如果不去面对不去讨论，那么无论我们在学理层面把“诗词入史”论证得多么圆满，它仍然是一句空话。他指出，文学史写作基本是一种个人性的学术创造或学术活动，比如刘大杰写《中国文学发展史》，洪子诚写《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是个人独立完成的工作。然而，个人写史能否接纳“中华诗词”这部分内容，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学史写作者对“诗词入史”这个问题有没有明确的认同。从目前的总体情况看，大部分文学史没有收入“中华诗词”这个板块。

陈福民认为，文学史写作者在理念上要意识到这一板块是当代文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下的中华诗词写作面对着一个跟古典文学、传统文化或者跟农耕时代以来所形成的文明传统断裂之后如何对接的状态，在这样断裂的状况下，文化语境、词汇、意象以及一个词汇所含载的作者主观情志都发生了变化。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了一个可以填平或者跨越鸿沟的时代条件。他强调，现在中华诗词学会约有3万名会员，事实上从事这方面写作的可能远远不止3万人。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写作者们创作的诗词其实面临着一个“技术升级”的局面。即他们的写作质量应该让文学史家认可。当然文学史家认可的标准又是一个问题，文学史的要求比较高，尽管我们可以从单一门类出发写一部“中国当代诗词史”，这个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因为门类史可以不必兼顾文学史的各门类各题材的综合性高要求。但是如果要让总括性的文学史认同的话，就要求其与文学史的其他门类如小说、戏剧等达到相应的同等水准。

在陈福民看来，在操作步骤上，第一步要先取得共识，然后需要编几本精选集本，编选出能够代表我们这几十年当代中华诗词写作最高成就的有说服力的选本。第二步，在寻求中华诗词入史的同时先行一步，自己先编一本，比如说上世纪40年代或者80年代的中华诗词史。有了一本当代诗词史，有了几个精妙的选本，把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好了，相信入史工作就会往前走。最后，他指出，还可以考虑与宣传、教育部门共同沟通研究，讨论文学史教材编写上“诗词入史”的可能性。如果有关部门认可这个意向，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相信所有的文学史写作者都会更加注意这个问题，这对事情的推动有事半功倍之幸。

周文彰表示，在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当中没有诗词的位置是事实。按理讲，诗词入史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首先，中华诗词在当代文学当中是一个客观的文学存在。中华诗词是国粹，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诗词阵容，无论是组织、作者、刊物、作品数量和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第三，诗词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价值，丰富人们的生活、鼓舞人们的斗志、陶冶人们的情操。它以精炼优雅的语言，发挥着表达功能、反映功能、服务功能，这都是十分独特的。他概括总结了当代诗词没有写进当代文学史三个方面的原因。他指出，第一个原因是观念鸿沟，要跨越观念鸿沟，消除文学上的断裂、弥合重建。其次，文学史的格局不够敞开。文学史是一部不断变化的文字史，它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取决于我们的标准、观念，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功底。最后，开放性的胸怀不足。文学史的作者不应该因为文化上的争论而影响关于文学史的写作，应当客观反映当代文学史。

中华诗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如何起步？周文彰建议，首先，文学史家们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把诗词单列一章。其次，大家也可以为诗词单独写史，中华诗词杂志社编写的《当代诗词史》已经出版，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请当代文学史家们加盟、进行修订。最后，认真选编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诗词，为当代文学史家们提供素材。